心理科普反移情中的恨

就点击上方蓝色字体关注我们吧

▼

【导读】这两天几位心理学老师在微博上互（qia）动（jia）地不亦乐乎，起因在于争论“父母在苛责孩子的同时，是否会心一笑”，父母会不会这样呢？倒可以在温尼科特的名篇《反移情中的恨》里来找找答案。

小提示：

1.由于英文标准版对于德文Trieb翻译成instinct，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目前英文翻译理解中对于drive（驱力）impulse（冲动）和instinct（本能）三词的混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文的一些理解。根据一些学派对于弗洛伊德德文原文的解读，我们知道理解为冲动或是驱力是更为合适的或至少知道只用生物本能来理解是不够的。

2.当分析师遭遇病人情感时，所真实产生的恨，不要着急否认，可以先存放到那，留待最后的解释。这需要分析师接受个人分析，使这种“客观的恨”不带有主观色彩。

3.当这种客观的恨能表达出来的时候，这本身也表明了一个飞跃。但大多数情况下，分析师的恨是隐藏起来的。不过。。。

4.温尼科特以自己的一个在分析过程中产生的梦来说明，这个反移情的表达的重要意义。

5.略有争议的情况是：温尼科特认为精神病患或者被收养的儿童，需要先去搜索到客观的恨之后，才能相信客观的爱。

6.弗洛伊德说：爱和恨的态度不能用来描述本能和其客体之间的关系，而是自我作为一个整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温尼科特提出：在婴儿的早期阶段，恨相当于是无情的爱，婴儿要到能感知到自己是一个完整的人时，才会有恨的感觉。

7.温尼科特认为，母亲有大把的理由可以在早期来恨她的孩子，而精神病人的分析师就处在婴儿母亲的位置上。只有分析师恨精神病人，精神病人才能容忍自己恨分析师。

温尼科特：反移情中的恨

[1947]

在这篇文章里，我希望考查关于矛盾情感这整个主题的其中一个方面，即：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中的恨。我相信，这一现象加重了从事精神病人分析工作的分析师（称他为研究分析师）的任务，并且除非这些分析师意识到自己的恨是被处理得非常好，否则他的分析工作是不可能进行的。这相当于说，分析师自己需要被分析，但同时也宣称了，相比于神经症，精神病人天然地令人生厌。

除去精神分析治疗外，对精神病人的管理(management)也注定是令人生厌的。关于现代精神病学过于容易（使用）的电休克治疗和过于极端的前额脑白质切除手术的发展趋势，我也时常会有尖锐的批评。(温尼科特，1947，1949)因为这些批评，我更愿意最先承认精神病医师，特别是精神科护士的工作属性本来就是极端的艰难的。疯癫的病人总是给那些照顾他们的人带来沉重的情感负担。我们（甚至）可以原谅那些致力于此工作的人（可能）做出的（任何）可怕的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精神病专家和神经外科医生所有听起来像是有科学依据的所作所为。

因此，尽管下文是有关精神分析治疗的，它实际上对精神病医生是有价值的，即使是对那些在其工作中，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与病人建立起与分析类型的关系的精神科医师们也是如此。

为了能促进到常规的精神科医生，精神分析师不但必须替他(精神科医生)研究病人的个体情感发展原初阶段，也要研究精神病医生在工作中肩负的情感负担的本质。精神病医生也要理解我们分析师所谓的反移情。不论他有多爱他的病人们，他都不能避免恨他们和惧怕他们，越了解这些，恨与恐惧就越不会成为他对待病人的决定性动机。

我们可以把反移情现象做如下分类：

1、反移情感受中的异常，让（分析中）的关系与认同被分析师所压抑。这意味着分析师需要更多的个人分析，我们相信，相比于一般的心理治疗师，这在精神分析师那里不是一个大问题。

2、出于分析师个人经历与发展的认同与行为倾向，这种认同与倾向为分析师的分析工作设置并使其工作有别于其他分析师。

3、从以上两点，我辨识出真正的客观的反移情，或者说，（尽管是很困难的），基于客观观察的分析师对病人的实际人格和行为所作出的爱与恨的反应。

，他必须要有能力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反移情才行，以便他能整理并且研究他对病人的客观反应。这其中也包括恨。在精神分析中，反移情现象有时将成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认为，病人仅仅能够欣赏分析师身上那些他自己能感觉到的东西。就动机而言，强迫症患者倾向于认为分析师是用一种无用的、强迫的方式在工作。轻躁狂的患者不会感到抑郁，除非是在剧烈的情绪转换状态下，对于这些在情感发展中抑郁状态尚未占得上风，无法感受深刻的内疚感，也无法感受关切与责任感的病人来说，他们不会把分析师的工作看做是分析师修复他自身内疚感的一种尝试。一个神经症患者倾向于认为分析师对患者持有矛盾(的态度)，并希望分析师展现出一种分裂的爱与恨；这个病人，幸运的时候会得到爱，因为其他某些人得到的是分析师的恨。依次类推，如果一个精神病患陷入到一种“爱恨并存”的感觉中，他是不是会深深地确信，分析师也只能同样陷入一种粗鲁而危险的爱恨并存的关系状态当中呢？一旦分析师表现出爱，他无疑将同时杀死病人。

在对精神病患者分析过程中，这种爱恨同时存在是特征性地反复出现的，它给分析师带来超乎他对病人的管理（management）的问题。我指的爱恨并存，是一种与爱的原始冲动并发的侵略性成分所截然不同的东西，它意味着在病人经历里，第一次寻找客体的本能冲动的时侯存在着环境的匮乏

如果分析师将要承受归罪于他的粗鲁的感情的话，他最好做好有备无患，因为他必须忍受被放置在这个位置上。首先，他绝对不能否认他自身真实存有的恨。在当前场景下合乎情理的恨，需要被区分并且保存下来，留待最终的解释。

如果我们将要成为精神病患的分析师的话，我们必须能深入接触到我们自身非常原始的东西，这再次证明，许多精神分析实践中的晦涩问题的关键答案就在于分析师自身的更多的分析。（精神分析的研究或许总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分析师的一种尝试，努力使他自己的分析工作超越其分析师使他所能领悟到的程度）

分析师的主要任务，是对病人带来的一切保持客观，而其中的一个特殊情况是分析师能够客观地去恨病人：

不是有很多情况下我们的日常分析工作中分析师的恨是合理的吗?我的一个病人，极为强迫，在好多年里都是令我非常排斥的。我对此感觉不太好，直到分析出现了转变，病人变得可爱，然后我意识到，他的不可爱一直是活跃的、无意识决定的症状。（很久以后）当我终于可以告诉病人说我和他的朋友们曾对他感到厌烦的时候，这的确是一个美好的日子，但他过去曾经病得很严重以至于我们没办法告诉他。对他来说，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表明）他朝向现实的调整有了惊人的进步。

在通常的分析中，分析师管理他自己的仇恨并不困难。这种恨是潜伏的。当然，主要是通过他自己的分析，他能从那些属于过去以及内在冲突的，无意识的巨大的恨中解脱出来。恨之所以不能表达甚至不能被感知的其它原因如下：

精神分析是我选择的工作，是我能够最好地处理我的内疚感的渠道，是我能够用建设性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渠道。

我获得报酬，或者为了通过精神分析的工作在社会上取得一个地位，我正处于训练中。

我正在探索一些事情。

我通过认同正在进步的病人即时获得回报，还有我能在治疗结束以后看到前面某种持续的更大的成就。

此外，作为一个分析师，我也有我表达恨的方法。恨通过存在着的分析的结束来表达出来。

我认为这是真实的，即使没有任何困难，病人高兴的离开的时候。在很多的分析中，这些东西都是理所当然的，以至于几乎不会被提到，分析工作通过口头解释病人浮现出来的无意识的移情来达成。分析师扮演了病人童年时代里对他有帮助的人物中的某一角色。分析师最大程度上利用了在病人婴儿期曾做过苦差事的那些人的成就。

这些事是精神分析日常工作里所描述的一部分，它们大部分与具有神经症症状的病人有关。

然而，在精神病患的分析中，分析师承受了相当不同类型和程度的压力(strain)，我想要描绘的正是这种不同的压力。

最近几天来，我发现我的工作做的不好。我在我的每一位病人身上都犯了错。这个困难源自我自身而且有部分私人原因，但主要是关于我与某个精神病患（研究）的关系达到了极限。当我做了一个有时被称为是“有治疗功效”的梦的时候，这困难就明朗化了。（顺便加一句，在我的这次分析中，以及这次分析结束后的几年里，我拥有了一长串这种有治疗功效的梦，尽管很多时候是令人不快的，但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标识着我在情绪发展中到达了新阶段。）

有这么一个特别的情景，在我醒来后，或者甚至是在醒来前，我就已意识到这梦的意义。这梦拥有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我在戏院中的‘顶层楼座’(gods)远远地俯视小隔间里的人们。我感到强烈的焦虑，好像我可能失去一只手或一条腿。这与我在埃菲尔铁塔顶端的感觉有关：那时我感觉把手放到了边界外面，它就会掉下去。这可能是普通的阉割焦虑。

在这个梦的另一个阶段，我意识到人们在正厅的座位上观看着戏剧，也意识到我通过他们与舞台上发生的一切有了关联。一种新型的焦虑产生了。我所确信的是我根本没有右侧的身体。这不是阉割梦。这是一种缺失身体那个部分的感觉。

当我醒来，我就意识到，在那个特定的时刻，我已经在一个非常深的层次上理解了我的困难是什么。梦的第一部分代表了普通的焦虑，一种与我的神经症患者的无意识幻想有关并从中发展出的焦虑。如果这些病人变得对我的手或者手指感兴趣，我或许会有失去它们的危险。这种焦虑是我熟悉的，它是相对可忍受的。

然而，梦的第二部分涉及到我和精神病人的关系。这个病人曾经要求我和她的身体不能有一点关系，甚至不能有想象的关系；她认识不到自己的身体，如果她确实是存在的，也只能感觉到自己是一种精神。，所以任何对她身体的提及都会（使她）产生偏执型焦虑。她只需要我与她心与心的交流。在做那个梦之前的夜晚，我的困难达到了极致，我变得恼怒，并说她需要我的并不比吹毛求疵好多少。这件事造成了非常糟糕的影响，以至于用了数周的时间，才使得我们的分析工作从我的过失中恢复过来。然而,关键是我需要懂得我自己的焦虑，这在梦中体现为，当我尝试着和座位上人们正在观看的戏剧建立起关系的时候，我右侧身体的缺失。我右侧的身体是和这个特定的病人有关的一侧，因此被她那种对我们之间哪怕是想象中的联系的绝对拒绝所影响。这个拒绝使我产生了精神病类型的焦虑，比普通阉割焦虑更难忍受。无论这个梦还能做其他什么解读，我梦到它并记住它的结果是，我能再次开始分析了，甚至修复了（因我的）易怒而对分析所造成的伤害。我的这个易怒来自于反应性焦虑(reactive anxiety)，而这个反应性焦虑对于我同那个没有身体的病人的接触而言是毫不为过的。

也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分析师必须准备好在不指望病人知道他正在做什么的情况下，承受内在的压力(strain)。为了能做到这一点，他必须是很容易感知到他自己的恐惧和恨。他正处于一个尚未出生或者刚出生婴儿的母亲的位置上。最终，他应当能够告诉他的病人，他以病人的名义所经历的一切，但一个分析也许永远也达不到这个境地。也许病人过往经历中可供（分析师）利用的好的体验太少。如果在婴儿早期没有令人满意的关系给分析师在转移中利用，又该如何呢?

在这(两种)病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一种）病人拥有满意的早期经验（这个可以在转移中被发现）,（另一种病人）他们早期的经验是如此的匮乏或者扭曲以致于分析师不得不成为其生命中第一个提供某种环境要素的人。在后一种病人的治疗中，分析技术里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出现在治疗第一种病人时可能会被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都变得极其重要。

我问一位同事是否在黑暗中做分析，他说：“为什么啊？（当然）不！我们的工作就是提供一个平常的环境：而黑暗是不寻常的。”他惊讶于我的问题。神经症患者的分析是他的（工作）方向。而在分析精神病患者时，提供并保持一个平常的环境本身就很可能是极其重要的，事实上，有时候，甚至比分析中必须给予的语言上的解释更为重要。对于神经症患者而言，沙发、温暖和舒适很可能就是母爱的象征；对于精神病患而言，这些东西更是分析师身体的爱的表达。沙发是分析师的大腿或子宫，温暖是分析师身体温度的活生生的体现等等。

希望我对这个主题的论述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分析师的恨通常是潜伏的而且容易一直这样。在精神病患的分析中，分析师冒着更大的压力(strain)，让他的恨潜伏起来，而他只能在完全意识到这一点的情况下做到这一切。我想要补充一点，就是在一些分析的某些特定阶段分析师的恨事实上会被病人搜寻，而这个时候需要的是客观的恨。如果病人寻找客观的或者合理的恨，他应该是可以触及到的，否则他就无法感受到他能触到客观的爱。

在这里引用破裂家庭孩子或者没有父母的孩子的案例也许是贴切的。这样的孩子无意识地花费时间去寻找父母。把这样的孩子带进一个家庭并且爱他是非常不合适的。通常发生的状况是，不久后这样被收养的孩子将会生出希望，接下来他开始彻底考验他所处的环境，并且寻找他的监护人有能力去客观的恨的证据。看起来好像他只有在相信他被恨之后才能相信自己被爱。

在二战期间，一个九岁的男孩来到一个为撤离的儿童设立的旅馆，他从伦敦送离不是因为轰炸，而是因为逃学。我试图在他逗留旅店期间给他做一些治疗，但是他的症状赢了，他逃跑了，正如他从他待过的每个地方逃跑那样，自从他六岁时第一次从家里逃跑以后就如此。然而，在一次面谈中，我通过他的画,得以领会并能够解释，在逃跑中，他无意识地在挽救他的家庭内部，保护母亲免受家暴,。

当他出现在离我家很近的警察局的时候，我不是很惊讶。这是为数不多的对他并不熟知的警察局之一。我的妻子非常大方地接受了他，并让他在我家待了三个月，如地狱般的三个月。他是孩子中最可爱也是最令人恼火的，经常是令人完全抓狂的。但幸运的是我们预料到了。第一个阶段，我们这样对待他：给他充分的自由，无论何时当他出门时都给他一先令。无论他被哪个警察局接管，他只需要打一个电话，我们就把他接出来。

不久，预料中的转变发生了，逃学的症状不见了，男孩开始将暴力在内部戏剧化。对我们两个人而言，这真是一个全职的工作，并且当我外出时，最糟糕的一幕发生了。

我们不得不随时地、不分昼夜地给出解释，而且经常是在危机中唯一所提供的是给出正确的解释，就好像男孩正在做分析一样。他将正确的解释看得高于一切。

这篇文章最重要的目的在于说明,这个孩子的人格演变如何在我的身上引发恨，以及我是怎么处理的。

我打了他吗？答案是没有，我从不这样做。但是，如果我不知道我的恨，如果我也不让他知道，可能会不得不打他。在他发作时，我会用身体的力量来制服他，不带有愤怒和责备，让他站在大门外，无论天气如何，是白天或者黑夜。有一个特制的门铃他可以按。并且他知道，如果他按了它，他会被重新接受并且我们会对发生过的事情只字不提。一旦他从发狂的攻击状态中恢复过来，便按这个门铃。

重要的是，每次我把他放在门外，我会告诉他一些东西。我说，发生的这件事让我恨他。这是很容易的，因为它是如此的真实。

我认为，从他进步的角度上来看，这些话语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这些话语使我能够容忍这样的情形，而不是打骂、发脾气，甚至是不时地想杀掉他。

这个孩子完整的故事没法在这里被讲完。他后来去了一所青少年管教学校（Approved School）。他与我们之间根深蒂固的关系，一直是他生命中的为数不多的稳定的事物之一。这个来自普通生活的一幕，可以用来说明在目前是有正当理由的恨这个一般性论题；它有别于另一种情形中合理的恨，但这种恨是被病人的某种行为触发出来的。

在所有恨及其根源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之中，我想指出一点，因为我相信这对于和精神病患工作的分析师来说非常重要。我认为，在孩子开始恨母亲之前，母亲就开始恨孩子，而且，这是在孩子知道母亲恨他之前。

在进一步阐述这个主题之前，我想引用弗洛伊德的论点。在《本能及其命运》（Instincts and their Vicissitudes ，1915）中，弗洛伊德在恨的问题上提出了许多独创的和有启发性的说法。弗洛伊德说：“我们在必要时可以说，在为达到满意的目标而努力争取之后，‘爱’这些客体是一种本能；但要是去说‘恨’一个客体是一种本能的话，我们则会莫名其妙。所以我们意识到，爱和恨的态度不能用来描述本能和其客体之间的关系，而是自我作为一个整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是正确且重要的。这难道不意味着在婴儿可以说会恨之前，人格必须是整合的吗？然而，早期的整合是可以实现的——整合可能最早发生在兴奋或愤怒的最高阶段——这个理论上更早的阶段是，不论婴儿做什么伤害他人的事都不是出于恨。我用“无情的爱”一词来描述这个阶段。这可以接受吗？当婴儿逐渐变得能感知自己是一个完整的人的时候，恨这个词才能发展出意义，用来描述他的某一部分感受。

然而，母亲从一开始就是恨他的孩子的。我相信弗洛伊德认为，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一个母亲有可能对她的儿子只有爱；但是，我们对此可以有所怀疑。我们了解母亲的爱，并欣赏它的真实性与力量。让我给出一些母亲恨孩子（即使是男孩）的理由：

1、这个婴儿不符合她自己的（心中）设想。

2、婴儿不是童年的游戏，也不是父亲的孩子、兄弟的孩子等等。

3、婴儿不是被奇迹般地生出来的。

4、在怀孕和出生的时候，这个婴儿对她的身体是一个威胁。

5、婴儿打扰了她的私人生活，对吸引它的事物来说是一个挑战。

6、这个妈妈或多或少地感到，她自己的母亲需要一个小孩，因此她生孩子只是为了安抚她的母亲。

7、婴儿在吮吸时甚至伤害到了她的，刚开始（喝奶）时简直就是在嚼。

8、他是无情的，视她为垃圾、一个没有报酬的仆人、一个奴隶。

9、从一开始她不管怎样都得爱它，不论是他拉粑粑还是别的什么，直到这个孩子开始怀疑自己。

10、他努力伤害她，周期性咬她，这还全都是出于爱。

.

11、他表现出对她的幻想破灭。

12、令他兴奋的对她的爱就像对碗橱的爱，得到了他想要的之后，就把她像橘子皮一样丢弃了。

13、婴儿在开始的时候必须是主宰，他必须被保护免于意外，生活的节奏必须按照婴儿的步调来，所有这些，需要母亲连续而逐条地加以研究。比如，当她抱着他时必须不能焦虑，等等。

14、最初，他一点也不知道她所做的事情，或者她为他所作的牺牲。尤其是他不能体谅她的恨意。

15、他是多疑的，拒绝她提供的好食物，使她怀疑自己，而他却和七大姑八大姨吃得很好。

16、与他度过了一个糟糕的早上后外出，他对陌生人微笑，而那人说：“他多么可爱啊！

17、如果她一开始时辜负了他，她知道他会一直报复她。

18、他使她兴奋，但也使她感到挫败——她不能吃了他，也不能与他有性交易。

   我认为，在对精神病人的分析工作中，在分析的最后阶段（甚至是正常人的），分析师应当发现自己处于类似于新生儿母亲的位置上。在深度退行时，病人对分析师的认同或者其观点的领会，不会比胎儿或者新生儿与母亲的共鸣更多。

    一个母亲必须能够容忍自己去恨她的孩子而不付诸任何行动。她不能向他表达这种恨意。出于害怕她可能要做的事情，如果她在被她的孩子伤害时不能适当的去恨，她就会陷入自虐中。我认为，正是这样才引出了女性是天生的受虐狂的错误理论。一个母亲最不寻常的地方，就在于她能够被孩子如此伤害，并且这么恨她的孩子却能不去报复他;(也)在于她能够等待未来那可能会有，也可能不会有的回报。或许某些她所唱的童谣对她是有帮助的？ 幸运的是她的宝宝很享受却听不懂。

                      “乖乖睡的宝宝在树梢，

                       风吹过，摇篮摇，

                       树枝枝断了，摇篮掉，

                       宝宝和摇篮一块儿掉。”

我认为母亲（或父亲）在与婴儿玩这个游戏时，婴儿很享受这个游戏，却不知道也许从出生的象征性这个意义上讲，父母在话语里表达着恨。这不是多愁善感的儿歌。多愁善感包含了对恨的否认，它对父母来说是无用的，并且从婴儿的角度来看，母亲的多愁善感一点都没用。

我似乎吃不准，人类的孩子在其成长发育的过程中，是否能够在多愁善感的环境里，最大程度的容忍他自己的恨。他需要有恨才能去恨。

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在分析中，只有在分析师能够去恨他的精神病患者时，病人才能有可能去容忍他自己对分析师的恨。

如果所有这些都是可以接受的，那么现在只剩下讨论分析师如何解释对病人之恨这个问题了。这显然是件充满危险的事情，它需要对时机最小心的把握。但我相信，如果甚至到最后分析师都无法告诉病人，在病人患病期间，分析师在分析工作的早期瞒着病人做的事，那么这个分析就是不完整的。在做出这个解释之前，患者在一定程度上被放在了婴儿的位置上——他不能理解他对他的母亲亏欠了什么。

分析师必须如同一个对她的婴儿一心一意的母亲那样，展现出他所有的耐心、宽容和可靠；必须把患者的愿望当做需要；必须把其他兴趣放到一边，以确保随叫随到、准时和客观；必须看上去像是想要仅是出于病人的需要而给予。

有可能在最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分析师的观点无法被患者领会（即便是无意识的）。分析师的不被认可能是因为，在被追寻的患者的原始根源里，缺乏对分析师产生认同的能力；而且患者当然无法领会到，分析师的恨常常是由患者自己，出于粗鲁方式的爱的所作所为造成的。

在分析（研究分析）中，或者在平常对更严重的精神病患者的管理中，分析师（精神病医生和护士）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对那些与严重精神病患者一起工作的人是如何产生精神病性质的焦虑和恨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只有藉此途径，那种基于分析师需要而不是患者之需要的治疗才能得以被避免。

作者：Winnicott   小组翻译/校正：时光刺青 王剑

采写、翻译：老垓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