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山饭店办公室整理旧书陈刊,不经意间发现了一张37年前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我和宁波市医学科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的黄可泰先生在广州七星岩拍的,。



我和黄可泰所长在广州七星岩(1980.2.18)


和黄所长到广州,是我调到宁波医科所后的第一次公出,去广州出席全国植物血细胞凝素(PHA)学术大会。PHA一般是从豆类植物中提取的,临床用于免疫功能受损引起的疾病(如肿瘤等),黄可泰另辟蹊径,从海洋生物中提取,受到国内外同行们的高度重视。


我们从宁波坐火车到杭州,住了一夜,第二天再从杭州坐火车到广州,一路硬座,整整坐了28个小时!


黄所长之所以带我去广州,原因有二:一是他要和全国各地同行交流并在大会上宣读论文,而他当时几乎不会说普通话,即便是“灵桥牌普通话”(宁波地方普通话)也说不太好,我这个北方来的大学生,正好可以给他当“国语翻译”;另外就是我们要考察华南植物园,研究合作事宜,我是搞药用植物化学的,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可以助他一臂之力。


实际上,黄所长也是第一次到广州。记得那天我们从七星岩回来的路上,买了一个椰子拿回旅馆的住房中,但是不知道怎么打开,我们俩先是用刀挖,再是用刀砍,最后往地上摔,累得满头大汗也没有找到门路。无可奈何只好找服务员,结果她哈哈一笑,用筷子轻轻一捅,椰子浆便倾泻而出,我俩真是窘态百出了。实际上椰子顶端有3个小孔,捅破小孔就可以了。


黄所长对PHA的探索和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可以说在当时全国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他不但翻译了大量的英文资料,而且亲自做了一系列植物筛选和生化方面的实验,数据详实,论据周密,结论中肯。所以经常会有全国各地的同行来到我们俩住的房间“取经学习”。


宁波市医科所当时在生命科学和抗衰老领域的研究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我们还是1980年创刊的《长寿》杂志的发起单位,不久在加拿大成立的北美长寿科学研究中心,他被选为了首席研究员和常务理事,还被选为中国老年学会衰老生物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宁波医科所的成立,黄可泰付出了几乎全部的力量和智慧。1977年11月他在市卫生局医政科科长岗位上受命组建医科所。当时没有任何基础,完全是白纸一张,尤其是人才奇缺。


于是他四处奔波,广泛联系,招贤纳士,,请进了医科所。


这些人有何耕兴、童慎境、孙鹤年、黄全荣、黄兆宏、佘敏、毛昭娣、吴兰茹、周炳鉴、姚永金等,他们分别毕业于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南京药学院、上海师范大学等著名院校,这些人不久在细胞学、药理学、生化学、胚胎学等方面大显身手,取得了丰硕成果。


黄可泰求贤若渴,礼贤下士,不但有了一批学识高、作风好的高等学府的优秀毕业生,而且他还不拘一格地选了一些基础好、肯钻研的中等学历、甚至无学历的同志进入医科所,这些人包括后来成了宁波临床医学专家的赵维庆(心血管)、张子久(中医内科)等。


他处处留心有用人才的引进,有一次到上海瑞金医院办事,偶然遇到正在这里细胞实验室实习的宁波第三医院的小王,他如获大喜,通过各种关系,最终把她引进医科所,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前排右起:1.赵维庆 2.邱华士 3.黄可泰 5.郑孝本 7.周炳鉴

中排左起:1.张子久 4.毛昭娣 5.李惠萍 6.王文勇 7.沈慧珠 8.吴兰茹 9.徐元 11.童慎境

后排右起:2.柴本庭  3.孙鹤年 4.何耕兴 5.常敏毅 6.姚永金  7. 刘奎  8.黄全荣 9..黄兆宏 10.陈怀国


我进入医科所也颇具戏剧性。1979年春节期间我从北方到宁波探亲。偶尔散步到苍水街,看到医科所的牌子,因为我在北方是在呼盟地方病科学研究所工作,于是就走了进去。上了二楼,不知怎么回事儿,就进了黄可泰办公室。


他一看来了个陌生人,不由一愣,就站了起来,询问起来。我当时听不懂他的话,就掏出工作证给他看了。他一看单位,来了兴趣额,马上请我坐下,沏了一杯热茶,抽着烟卷和我聊了起来。


有时,我实在听不懂他的浓厚的方言,他就很快的在纸头上龙飞凤舞地写了给我看。我这才明白,他问的是我的学历和研究课题。


当我告诉他,我是黑龙江中医药大学1976年的毕业生以及我的最早一篇论文早在大学期间便在国家级《中草药通讯》杂志上发表了的时候,他有些吃惊地站了起来。


然后,他又拿来几本英文和日文医学杂志,问我能否看懂。我当场把他指出的论文标题翻译出来。然后,他又点烟一支烟,颇为认真地说:“我看你调到我们这里来吧,我们刚成立,缺少你这样的研究人员。”


这中间也经过不少曲折,但是在黄可泰的努力之下,我作为人才引进,终于在这年的8月17日正式调入宁波医科所。古人说:“三十而立”,而这一年,我正好三十岁!


第二年,我就随他到广州参加PHA学术会。他在那次会议期间,勉励我在业务上要出成果,而且要快出成果,因为我们落后欧美和日本已经太远了。为此,他引用了爱因斯坦的一个“成功”的数学公式给我:


A=X+Y+Z


A:成功。X:劳动,Y:适当的方法,Z:少说废话。


这个励志的公式,简单明了,我一直记在心里,也一直成为了我的座右铭。


我以此作为动力,不久就在药品开发方面获得了一些成果,其中“抗癌单刃剑”复方中药还获得省科技进步奖。我也被评为了宁波市首批有突出贡献科技专家。我也很快加入了中国,入党介绍人之一就是黄可泰。


在业务研究和药物开发上,黄所长还和我直接有过多次的合作,相继研发了“慈禧益寿酒”(太后补酒)、“清宫补膏”等养生保健品,在浙江省医学系统我们俩第一个按着市场经济规律,把成果作了有偿转让,转让费是5000元,这在当时绝对是个不小的金额!


我和黄可泰共同签名的医科所第一个有偿转让成果


在黄可泰领导下的医科所,走过了长达10年的辉煌期。全所有60多项成果奖,有上百篇论文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而且他还和情报所联合创办了以翻译国外医药学论文为内容的《医学文摘》,在全国都很有影响。


黄可泰所长还积极和国内有关单位联系,在当时国门尚未完全打开的情况下,通过特殊渠道,用有限的经费订购了大量的英文和日文的医学文献和杂志。像德国的《药用植物》、英国的《柳叶刀》等,只要他们出版了,我们基本在下个季度就能得到。日本的《药局》、《汉方研究》等甚至在一个月后便能完整地收到——当然,这些全都是影印件。


我们当时能够看到这些资料,真是如获至宝。从中我们了解了大量的国外医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对我们的业务研究和自身的外语水平的提高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



黄可泰所长如此呕心沥血,为医科所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们在医科所期间,也不是每天都埋头于实验室中。黄所长在工作中可以说一丝不苟,而且雷厉风行,但是在休闲的时刻却谈笑风生,风趣幽默,和蔼可亲。


我们业余时间共同的爱好就是下象棋,所里的同事在他的影响下,只要一到午休和下班之后,便在办公桌上摆起了棋盘,开始“厮杀”起来,经常忘记吃饭。


他也和我们一样,从来不服输。就这样我们下了一盘又一盘,下了一年又一年,最终大家还是谁也不服谁。


一副棋盘,多人围观,煞是热闹。而且每年年终还要象棋比赛,我曾经连续3年夺得第一名,但是却始终不被承认。不过从心里讲,我们都是“臭棋篓子”而已,水平差不多,棋风也差不多,所以始终都是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我在1986年曾写过一首词——《忆江南·医科所象棋赛》,记录了我们当年“厮杀”的场景,拿给黄可泰看,他连声说:“好,好,好!不错,不错!”这首词的全文是:


天正午,

哪管饥肠鼓。

象棋一赛整八年,

你胜我赢各有误。

谁也不认输。


君出车,

老套炮打卒。

我自跃马奋突入,

终取老帅听惊呼。

愤愤心不服。


我离开医科所之后,我们有时见面总是会聊起下象棋的往事,他很怀念那段美好的时光。


有一次他病重,我去看望他,他很乐观,说要用青蒿素来治疗自己的病,很有信心。那天,他不但说起了下象棋的事,而且还回忆起我到宁波不久,他带好几个同事集体到我家,要求吃我和夫人包的东北水饺的故事。


那是1980年的春节,我和夫人下了好几锅饺子,家里的面粉都用光了,他们吃的津津有味,但是就是不肯走。我说:“饺子都吃光了,快到半夜了,结束了吧!”


黄所长端着老酒杯站起来说:“这不行,光吃饺子了,还没吃饭呢!”我一下子蒙了起来,难道饺子不是饭?事后我才知道,宁波人确实不把饺子当做饭,他们必须吃了白米干饭,才算吃饭!


显然,在病榻上的黄可泰所长也想起来了这段“吃饺子不算吃饭”的往事,我们两人不由地都哈哈大笑起来。


这是我和他的最后一次交谈,没过多久他就病逝了,时间是2014年5月9日,享年81周岁。


黄可泰一生不但为卫生防疫和医学科研做出了杰出贡献,而且在他退休之后,,投入到国际反对细菌战的行列。他两赴日本,,在日本法庭上以细菌战研究学者身份作了义正言辞的证诉。



对中国流行病专家黄可泰的出庭证词,国际各大媒体非常关注,路透社、法新社、共同社、BBC等国际有影响的媒体,均以“中国科学家第一次出庭作证,细菌战仍在危害中国”为题,进行了大篇幅报道。


黄可泰生前不止一次地嘱咐过我,,,,,复印了相关资料,最终不但形成了议案,。

(小链接:宝剑在手,


后来经过各方面共同的努力和呼吁,开明街上终于设立了纪念碑。揭幕那天,我和黄可泰都参加了揭幕仪式。碑身用黑色大理石建造,高呈尖锥形。“勿忘国耻,励志图强”的大字,令人警醒!


左一为黄可泰,中间为王选


谨以此文,缅怀宁波医学科研领域的开拓者、国际反细菌战知名学者黄可泰师长!